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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根之痛”,或全球化迁徙中不可屈服的失落

【小小说阅读】 2017-12-03本文已影响

时间:2014年7月8日下午

地点:中国现代文学馆

出席者:陈晓明、程光炜、格非、贺绍俊、何向阳、胡红英、李敬泽、李洱、李晓桦、刘伟、孟繁华、乔良、孙郁、宋琳、唐晓渡、阎晶明、殷实(以姓氏拼音为序)

唐晓渡(主持人):这部小说,晓桦前后花了近八年的时间。它不仅是作者阔别文坛多年后的归来之作,也是一部对称于他迄今命运的沧桑之作、锥心泣血之作。

刚刚会前闲聊时,晓明兄感叹说,要从这部小说中提炼出某个突出的主题是相当困难的,这在我听来是一种褒奖,褒奖其诗性的特质。毕竟,晓桦首先是一位诗人,曾以《一个中国军人在圆明园》《蓝色高地》等蜚声诗坛。当然,我们仍然可以像对待一部多主题小说那样,从中提炼出一系列关键词,比如迷失、失根,也包括失语、失重;比如孤独,比如荒诞,比如幽闭,比如偏执,等等。但在我看,要把握这部作品,还是要首先抓住“自由的悖谬”和“老兵”这两个根词。所谓“根词”,顾名思义,就是一切赖以生发、成长之词,稍稍延展一下也可以说,它们不仅是这部小说的根,也是晓桦生存的根、身份认知的根,是他充满矛盾、冲突,以至于种种悖谬的精神和情感世界的根。不抓住这个根,就无从感知,至少会弱化在这部自传性小说深处不停跳动的“失根之痛”,就不能穿透围困着主人公的命运的荒诞和历史的诡谲。在某种意义上,根也就是魂,失根就是失魂,这才有了“世纪病人”。

当然,光盯住“根”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看“干”,主干和支干,还要看枝,看叶,看它的整体完形。就整体完形而言,我们会发现这部小说的结构相当奇特,不仅框架设计,前后两部分的分量也完全不成比例。作为相对独立的单元,外一章相对于前九章尽管在体量上只是九分之一,但质量却足以相当,甚至更大,更能揭示隐身于这部融真实和梦幻于一炉的小说之中的生命质询。由于这种质询,它既邀请我们一起加入其对自己和世界竭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的语言狂欢,又迫使我们时时陷入沉默。

李敬泽:我们的晓桦兄,说老实话,我都快把他忘了。以前我们个人肯定是不认识的,在记忆中搜索文学经验,一直搜索到上世纪80年代,才想起来仿佛有这么一位,我们当时作为文学青年还是印象蛮深的。然后经过了二十多年回来再写,我觉得这对于作家来说其实也是一份幸运。为什么呢?这些年他呆在加拿大,没有在我们的烟火红尘里熬着,也没有在我们这个文学语境里熬着,这有好处,从另外一面说,可能恰恰是一个作家的优势和力量所在。这二十多年里他不知道我们在玩什么,或者是说即使知道也是隔着一个太平洋在遥望,身不在其中,也许这就使得一个作家能够有一个内心的余地去真正地写他所要写的,而且是以他的方式写。

我昨天翻这部小说,真是觉得恐怕现在国内的作家没人这么写。但是,他就是这么写了。恰恰是这样一个出走和归来的张力,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独特性。我不仅仅是说我们怎样来估价和判断这样一部小说,而且是说这个小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标本,在这个标本的映照之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看到我们自己。中国的当代文学这二十多年的发展中还是有一些盲点,有一些薄弱之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广义的、全球性的海外华人写作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文学现象,把这部书放在这个整体里去考量,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至于这部小说本身,我觉得也很有意思。这部小说写中国人在国外,在我的视野里,好像还没有见过类似这样的中国军人在国外的故事。主人公曾经是个军人,是个老兵,确实非常关键,它关系到我们的国家认同。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人,有关我的认同在哪里,都是深深地刻在他生命深处的东西。但是在这部书里,作者正是从这个经验出发,展开了主人公的心灵立场。我们会问,他是个流落到海外的老兵吗?还是个特定意义上、隐喻意义上的逃兵?他到底是谁呢?

在身份问题上,在个人生命的自我认同问题上,这部小说选择了一个极具根本性也极具戏剧性,包含巨大生命冲突的点,它在这个点上的展开是非常有力量的。正是这样的展开,使得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纪病人”的病。就像小说里写的,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一个人,他走到中国,人家先要看他的加拿大护照,他走到加拿大,人家先要看他的中国护照,那么他到底是谁呢?他身在加拿大,但是他根子里的所有梦想都是哪天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与此同时,他的儿子今后一定是要效忠于他所在的国家,所有的这一切是多么的拧巴!这真的是全球化时代带给我们的根本问题。

这些根本问题不是说在全球化时代才存在,应该说对于中国来说,在我们的现代性演进过程中,这个问题一直严重地存在着,只是在新世纪,在人们似乎有了自由、有了选择的可能的情况下,变得特别严重,变成了我们每个人内在的问题。我想,在一个抽象的、普遍的意义上,这也绝不仅仅是一个身在加拿大的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身在国内的人,你的所信,你的所认,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特定的角度展开的故事,实际上是加入了我们自进入现代以来对这样一些根本问题的探讨、想象和自我推敲。这是我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是我特别佩服的,就是这本小说的写法。现在国内的长篇小说通常不会像晓桦这么写,不会像他这样有一个“我”,然后把这个“我”弄一个自我倾听、自我诉说、自我想象的巨大空间,在里面搞来搞去,但晓桦就这么写了。中国的小说家现在没有耐心分析人物的内心世界,急着说事。我们的小说可能已经失去了一个志向,或者说我们已经有点忘了当初的志向,就是现代小说之所以为现代小说,或者说之所以会有现代小说,并不是为了讲故事。现代小说的一个重大志向,是要为我们的民族,为中国人,为说汉语的人建构一种内心语言,建构一种可以用来自我探寻、自我分析、自我认识、自我表达的语言,事实上,我们直到现代小说才有了“我”,才有了第一人称,以及由第一人称进行表达和表意的巨大空间。而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此时此刻的国内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中已经变得很弱。可能一方面我们都想讲故事,想把读者抓住;但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我们真的有点怕,怕面对这个“我”,怕面对我们真正的内心空间,怕建构这样一种内心语言,一套探究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语言。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李晓桦这部作品的志向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80年代,也正是这种停留,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精神、这种志向依然是重要的,依然是有必要的。这其中的利弊得失,我觉得肯定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阎晶明:用一晚上的时间阅读了一部奇特的小说:《世纪病人》。这是一部杂草丛生的小说,现实与记忆混杂并行,东方与西方同时呈现。更重要的是“丛生”,这是一部充满了生命力的小说,其旺盛的力量让人忘记了是在读一部当代人的小说作品。

这不是一部标准的小说,却让人产生对小说意义的理解。其章法不是按既有的小说大路来完成的,作者曾经是一位诗人,但诗意也不是小说要完成的任务。读它,让我想到米兰·昆德拉对小说的定义:小说不是关于现实的,而是关于存在的艺术。不是想到,而是理解了其中的要义。小说的使命不是再现一个我们熟悉的世界和生活,而是描写和倾诉人最基本、最根本的生存境遇。

我相信,这是作者李晓桦的第一部小说,因为他完全不按小说的规则出牌。我甚至认为这也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因为他把自己大半生的经历全部灌注到小说里了。不是绝对的孤独,人是不会有创作冲动的。《世纪病人》就是作者在完全孤独的境地中倾泻而出的结果。这种孤独其实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孤独,但当作者把这一切如实写下的时候,就在不经意间达到了一种对人类存在的思考,对孤独的深刻体会与理解。

温哥华,大洋彼岸的英语世界,当今世界公认的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当一个中国诗人成功移居这里的时候,它同生活的、诗意的理想多么贴合。然而,这样一个无可挑剔的地方却成了诗人心灵和精神无法诗意栖居、几欲逃离的地方。而且,生活在这里的许多同类,即来自地球另一端的人们,在这座安逸、宁静、负氧离子奇高的城市里,都产生一种缺氧的感觉。小说中那个叫“李晓桦”的人,天天都在无聊中打发时光,曾经在国内狂热学习英语的他到了温哥华反而一句也说不出,一句也不想说,为了能说汉语,他甚至用许多“变态”的方法给旅游公司打“骚扰电话”,同一个也许根本就没见过面的叫“我靠”的中国男人天天通话,和那些同样来自中国的“老少娘们”聊最新的中国电视剧。每个人都在寻找说话的机会,寻找可以充实自己的事情,寻找心灵的慰藉。一群孤独者聚居在一起,每个人内心却永远都是孤独的。

诗人自己却陷入长久的回忆中,曾经在故乡生活的一切,经历中的每一个点滴都显得那么珍贵。小说中的叙述者,在对彼岸现实的描述中,夹杂着更多的回味,回味当兵时发生的趣事,京城里混迹文学圈的情景,商海里的滋味,社会中的喧嚣,这一切,都不是用大历史的概述来总结,而是个人经历的点滴一点点放大,紧紧抓住不放,以缓释自己现实生存的孤立无助。

这部小说是个人精神世界的信马由缰式的狂奔,表达的冲动让他来不及虚构,更来不及修饰。然而在极度“纪实”的过程中,作者对当代世界的变化,对个人与集体,个人在社会、时代、历史的洪流中面临的处境和难题,自觉不自觉地达到了一种深刻与深邃。许多看似喜剧式的、戏谑的故事描述,在令人忍俊不禁中又蕴含着某种悖论式的难题。

《世纪病人》既无视“纯文学”日益格式化的小说定式,也打破了移民文学时常会有的装饰性、遮掩性的幌子。它是率真的、直接的,充满了言说的冲动而不在乎言说标准的小说写法。但它又是当代性的作品,塑造的不再是异国他乡的“零余者”,而是一个带着民族、国家标记的个人,带着自己的经历和履历闯荡世界的过程中激发出的种种感受。今天和过去,东方和西方,经常被混合在一起,难以分清面目。小说的结尾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最后的片段里,作者刻意把北京和温哥华混为一谈,碎片式的杂糅,让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合而为一,在分裂中拼贴,在相斥中融合,产生出一种奇异的美学效果。

孟繁华:李晓桦是诗人、作家,他曾获得过全国优秀诗歌奖,但他似乎又并不以文学为业。他有多种经历,曾入伍当兵,下海经商,远走国外。在2014年,他卷土重来发表了长篇小说《世纪病人》。这是一部让我们震惊不已的小说,小说用黑色幽默的笔法,讲述了一个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边缘人的生存与精神状况。欲罢不能的过去与无可奈何的现状打造出的这个“世纪病人”,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更让人不由得悲从中来。这是我们多年不曾见过的具有“共名”价值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能都是“世纪病人”。

这是一部用“病人呓语”方式讲述的小说,是在虚构与纪实之间一挥而就的小说,是在理想与自由边缘举棋不定、充满悖论的小说,当然,它还是一部痛定思痛、野心勃勃的小说。讲述者“我”一出现,就处在了两个世界的边缘地带:他离开了祖国,自我放逐于异国他乡;他也不可能进入加国的主流文化,这一尴尬的个人处境注定了主人公的社会身份和精神地位。于是我们看到的是李晓桦矛盾、茫然、无根、无望、有来路无去处的精神处境。“我”在应对了无意义的生活的同时,只能将思绪安放在曾经经历的历史或过去。“我”显然在质疑这一生活道路的选择。可是,这代人曾经有过的历史,或者当时可以炫耀、追忆的生活,在尘埃落定之后,也随之烟消云散。历史与现实都已经是难以拾掇的碎片,既不能连缀又难以割舍。进亦忧退亦忧,前路茫茫无知己,这是此时“我”的心境,当然也是我们共同的心境。

任何一个能在文学史上存留下来并对后来的文学产生影响的文学现象,首先是创造了独特的文学人物,特别是那些“共名”的文学人物。“世纪病人”是“多余人”谱系中的人物。不同的是,他还在追问关于归属、尊严、孤独、价值等终极问题。他在否定中有肯定,在放弃中有不舍。他的不彻底性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属性。他内心深处的矛盾,孤魂野鬼式的落魄,以及心有不甘的那份余勇,都恰如其分地击中我们的内心。于是我想到,我们都是“世纪病人”。于是,“世纪病人”就这样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名”人物。

陈晓明:读了这部书,我确实有很强烈的一种冲击,那种叙述语感和表现出的生存状态,那种纠结和犀利的情绪几乎是扑面而来,确实感到里边有一种分裂的东西。恰恰是这种分裂的东西让我兴奋,让我感到文学的质感。我就用“世纪的孤独:不可屈服的失落”这个题目来理解这部作品。

我理解这部作品的一个关键词是“失落”,我觉得他写了一代人的失落,一种历史的失落,一种意志和一种情绪的失落。所以我想第一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关于全球化时代迁徙的失落。主人公在北美面临巨大的失落感,他非常困难地试图融入北美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么一个世界是不认同的,对全球化历史饱含了强烈的抵触,但是他又神差鬼使地走上这条路。他变成一个局外人,因为失落,他感到自己是无处皈依。他不能融入北美社会,语言、价值观、生活方式、现在的社会地位等等,使他感到强大压力,他只能体验失落感。所以这部小说写出了这一代人的无根的状态。在这部小说中,晓桦书写的失落有着深重的历史感,是一种自我在历史中的失落。

历史的失落,其实是历史终结的失落。主人公背后的历史如同他背上背着一个巨大的包袱,他要摆脱这个历史。在处理这个最严重的心理情结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小说是非常独特的。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是反当代文学史的,它抵制了我们习惯的叙述规则,就在于他的个人经验和中国经验的直接冲突,我觉得这是叙述人非常独特的一点。

我还要谈谈自传体的叙述。自传体的小说很容易陷于矫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小说要避免第一人称叙说。但是这部小说强调了反讽性修辞,成就了自传体的叙述。小说展开的自由度非常大,但却能随时收回来保持住骨子里的东西。不过,从整体上来看,整部小说在小说叙述的技术上还是简单了一点,现在往里收,依赖的还是英雄意志。英雄意志很强盛,气很足,小说是靠那个气在推动。但是如果你采用更复杂些、更多样些的技术手段的话,气就不会绷得那么紧。现在的情况是,叙述人要不断调动反讽语气才能保证这个气,小说能够把它收进来的技术手段还是单一了些。

程光炜:我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晓桦的被隔离和错位的问题。这种历史感觉被贯彻到作者写作和主人公的状态之中。作家没有按照长篇小说的惯常手法去写,比如结构、人物、叙述和冲突等,它更像是一个诗人所写的小说。这个意义上,小说可以看作是晓桦的一部“精神自传”。它表面是一个父子故事,但实际上是作者和主人公由于被时代隔离而产生的历史问题。这种历史问题,几十年后还在那里发酵,折磨着千百万人。在八九十年代文学的高潮期,晓桦被隔离在文学之外;新世纪,他又被隔离在与中国遥遥相望的加拿大。这种错位让他对自己、对文学都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他又总想与过去的生活建立某种联系,可他明明又知道这是无法办到的。所以,小说实际是要处理这个个人危机。在我看来,这个“危机”就是作者的“这三十年”。小说里面有一个非常感动人的东西,有一个促使你希望再看看自己几十年的来路的东西。我认为这是小说最成功的地方。

第二个问题是小说的叙述方法。这部长篇有一个基本的叙述特点,这就是作者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絮絮叨叨。如果按照小说的读法,你会觉得很不习惯。这种叙述有一个好处,就是你非常清楚作者和主人公的精神状态是什么,他们对时代所引起的个人精神问题,在小说中有十分清楚有力的展示。但这种写法抛开了总体框架,以及一些必不可少的主要人物,包括这些人物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历史矛盾等等东西,它把主人公以这种方式隔离了出来。因此,任何写法都是一个双刃剑,是一个矛盾。我的观点是,诗人写长篇小说可以采取反长篇的形式来操作,但他终归还要做出一点点妥协,与长篇小说的传统暗中勾结,眉来眼去,老练的小说家是不能没有任何妥协的。

贺绍俊:《世纪病人》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文本,我觉得它不是写实性的叙述,完全是作者精神轨迹的展现,是一部主观性很强的小说。因此我并不看重那些写实的细节是在直接讲述了什么,而是把这些细节作为作者内心状态的对象化。小说是从主人公带着儿子去了加拿大写起的,加拿大的生活可以说是小说在现实层面的叙述,通过现实层面的叙述,带出了主人公回忆过去生活的历史叙述。在现实叙述与历史叙述之间,我就发现,那些现实生活的叙述并不构成推进情节发展的矛盾要素,加拿大的生活只是一个引子,从现实引向历史的回忆和反思。所以我看重的是这部小说中所讲述的历史,也就是作者自我的精神成长史,作者的精神是和历史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精神成长史充满了个人性,是具有晓桦的自我独特性的“小我”,但这又绝对不是一个封闭的“小我”,而是一个包容着“大我”的“小我”,因为晓桦的精神成长史是与那个时代密切相关的。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部小说的话,我的概括就是:这是一个孤傲者的自白。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孤傲者,而不是孤独者,虽然是一字之差,但用其描述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时则相距甚远。晓桦并没有因为孤独而感到失落,他有一种傲气在。这个“傲”来自于他的历史,他的80年代的历史,他的那种充满着理想和激情的岁月,他在那个岁月里的积极参与。我觉得有两个关键数字,一个是50年代出生,一个是80年代激情。80年代是一个理想的年代,一个激情的年代,也是一个激发人们为了理想而积极行动的年代。在那个理想年代里,50年代出生的人又是行动的重要角色。50年代出生的人是带着自己的青春去行动的,所以让他们来反思80年代,便有着特别的意义。晓桦就是这样一位典型代表,他是一位在80年代以文学的方式表达理想和激情的诗人,当年他将他的激情以及对理想的深思集中地写进了《蓝色高地》这部作品中。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更好地理解《世纪病人》的话,最好是将其和《蓝色高地》对应着来读。

《蓝色高地》出版时正是“寻根”最热火的时期,人们也是把它作为一部文化寻根的作品来研读的。但《蓝色高地》最大的价值并不是文化寻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读解,反而会将它最重要的价值遮蔽掉了。在《蓝色高地》里面,作者发现我们在80年代那些理想的追求,那样一种奋斗,也许夹杂着很多不应该有的东西。在理想最为狂热的时期,李晓桦写了《蓝色高地》,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把理想洗刷的更为纯粹。当我们了解到《蓝色高地》的独特价值后,也就明白,《世纪病人》其实是延续着他在《蓝色高地》的思路,继续对理想进行反思,而且反思更具深刻性,因为晓桦是以80年代理想遭到夭折作为新的起点来延续他的反思的。

有人会觉得《世纪病人》的叙述结构比较怪,甚至觉得不太像小说的叙述方式,这是因为没有明白晓桦的写作动机是什么,他的写作动机不是要讲述他在加拿大的生活,而是要呈现他的精神自白的过程,这种结构是他反思的心理轨迹所形成的。

何向阳:1987年读到《蓝色高地》,非常震动,它完全是一种实验文体,对传统诗歌的颠覆感特别强烈。《蓝色高地》中有一首诗,“阿妈在路上生了他/现在他已经变成阿爸/还是在路上”,就是说他是一个永远的朝圣者,朝圣是他的宿命,时间性的无限延展推动了“在路上”的感觉,同时也呈现出一种在“不确定性”的无序世界中追寻生命的意义的强有力的主题。我是把这部《世纪病人》看成《蓝色高地》的B版,《蓝色高地》当然是A版;如果《蓝色高地》是阳文的话,这个《世纪病人》可说是阴文。虽然两部作品其间相隔26年,但我仍能从两部书中感到有一种变中的“不变”。

先说变,《蓝色高地》是以诗为主体的,它虽标注的是实验文体,但仍是诗歌的主干,诗意哲思充沛其间,可以说,它是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艺术探索氛围是一致的。但是现在我们的文学已多用小说为主体来表现生活,这也是与我们的生活现实的复杂丰富合拍对位的。《世纪病人》试图以小说来找到曾是一个诗人的表达,或说它部分展现了一个诗人向小说家的过渡过程,也隐含了一个人从青年到中年的言语方式的改变。因为世界已经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一地碎片的状态,用小说来表现这样一种状态也是非常恰当的。但是凭此就武断认定李晓桦由一个诗人变作一个小说家了,或者简单地得出B版就是A版、阴文就是阳文的悖反,而无视两者之间的思想关联,则也未必符合我们的阅读结论。

我至今记得《蓝色高地》有一个意象,就是它的引子部分,大意是:一个牧羊孩子迷了路,要寻找回家的路,当然他一直没找到,最后他发现越走离家越远,直到看到山的尽头升起了一团蓝色的晨雾。这个意象,写了一个迷路的孩子,但是26年之后,我觉得这个迷路的孩子,就是李晓桦《世纪病人》中“迷路”的“阿爸”。《世纪病人》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入到了一个迷失的主题中,只是这次“迷失”的人,是父亲。

当然大家刚才也说到这部小说的自传体性质,我以为“自传体”还不足以概括,它还有“自白体”“自述体”的成分,怎么说呢,它是双重奏,在父亲“我”的叙事中有两个空间交替出现,一个是回忆的空间,一个是现在的空间。在回忆空间里,作者为我们描绘的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是父亲的少年时代,是红星照耀的时代,是一个14岁少年如何成为一名军人的年代。而现实的空间,作者为我们呈现的则是一个病人的时代,是身处异国他乡的红灯闪烁的时代,是已经渐行渐远的时代中的“我”所看到的儿子的15岁是什么样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儿子的15岁时“我”又是什么样的。这个两重奏,一直在里面变换,小说中的过去回忆的空间,是一种彩色,有着恣肆汪洋的理想主义色彩,现在的空间是相对黑白,它现实,冷峻,还有些迷茫,就是“病人”看的世界。

我们看到作者作为一个诗人的分裂,他其实心仍然在那样一个高地上,但是这个高地所有人都撤离了,坚守的他的这颗心又置放在哪里呢?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迷失不是个人的迷失,他是一种跟时代、跟历史、跟集体、跟整个理想的脱节。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高地仍在,心却迷失的问题,是上一个问题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不愧是上部诗作的B版,因为它同样丰富地展示了个人的同时也是人类的困境。

小说中写了不止过去和现在两个世界,还有身外心内的两个世界。虽然身外是匆匆忙乱的世界,心内又是非常纠结困顿的一个世界,但是还是可以总结为一句话,这句话也是李晓桦这部小说中所说的话:“我分不清方向,我不知该走向何方!但我知道,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即使队伍被打散,就剩下我一个人,也是最坚强的队伍。即使孤军奋战,再无援军,我也不需要退路。”这仍是蓝色高地的精神。

格非: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很好读的作品。“修辞立其诚”,这个话非常有道理。在《世纪病人》中,不管是涉及个人命运、家庭、孩子,还是国家、民族,甚至包括叙事语调,都有一种直抒胸臆的明朗。似乎所有的方面,作者都没有隐瞒和迟疑,有一种落拓不羁和坦然。

从结构上来说,他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言下之意,你作为读者,爱怎么想怎么想。按我的理解,从叙事方法上说,小说就是往里面不断“埋东西”,或者说藏东西,小说是否能引人入胜,可能跟你埋多少东西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隐藏是写作的基本技法之一。读者找到你所隐藏的东西,才能和你建立认同。但是在晓桦的作品里面,你看不到这些东西,他都是直接的。这个方面特别有意思。我们过去讲,整个世界小说史的一个发展,是从讲述体向描写体的变化,越往后发展越是注重描述。晓桦他现在倒过来,他想把古老的讲述体重新恢复过来,他不断地在说话,而非描述。我觉得虽然缺乏一定的密度,但是质地也很硬朗。晓桦这个作品,它里面没有黑暗的或者说是幽暗的部分,总体而言是明亮的。就像一匹布,展开后没有任何皱褶。好处是明快、直接,但作为小说,它既然很少让读者产生迷惑感,读者也很难产生索解和沉思的冲动。

从这个作品来讲,它的实验性很强。《蓝色高地》是一种跨文体实验,而《世纪病人》也有跨文体的痕迹,比如作品中有大量的诗歌和其他文体的穿插;另外,这部作品也希望将叙事、议论和抒情熔于一炉,同时也在致力于探讨所谓的虚构和纪实的界限,自传与小说的界限。和《蓝色高地》过于外在的实验性不同,《世纪病人》更为内敛和成熟。所以说,我认为《世纪病人》是对《蓝色高地》的一个极大的推进。刚才向阳说《世纪病人》与《蓝色高地》有互文关系,这一看法,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

这个文本,我把它称之为强调式的,不是对话式的。也就是说,作者重在讲述,通过呈现经历独特性和精辟有趣的议论,来增加作品的厚度和强度。这种方式,能够带来叙事上的自由和情感冲击力。晓桦之所以会采用这种方式,是和他所要表达的情感密切相关的。具体来说,在作品的字里行间,那个带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孤傲的主人公始终在若隐若现。但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是一把双刃剑。好的地方在于,作者完整呈现了一个特殊的主体的精神历险和心路历程,但是,由于作者没有将作品中那个强大的主体对象化或陌生化,这种未加“预处理”的经历本身,对于那些拥有异质性经验的读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也希望在这一点上与晓桦交换意见。

胡红英:作为一部来自诗人的自传体小说,因为诗人的含蓄和对文学本身的敬意,《世纪病人》没有按照一般小说以直接讲述故事的方式来结构,而是随主人公心绪的变幻,不断越过一层层的心理防线,由浅入深逐步地道出那些在他的内心留下了深刻烙印的往事;又对应“世纪病人”的心理特征,精心营造了扑朔迷离的氛围和意象,情景似是真实发生过的又似是“病人”的幻象,人物似是真实存在的又似是困于孤独的“病人”臆想出的陪伴对象,使这一自传体小说,散发出浓郁的诗性和精神性。在这种亦真亦幻、似真似幻的气氛中,小说讲述了依然时刻缠绕于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前半生阅历。这半生阅历,包括他身为大院子弟的青少年时代,纯粹而又崇高的继承父辈事业的理想;包括他在80年代作为青年军官和青年诗人的生活;包括他离开军队进入商海后,继而又移居加拿大成了一个“世纪病人”。

可见,主人公这丰富多彩的半生阅历呈现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恰好和当代中国历史的阶段性发展保持了一致的关系。由此又可看出,主人公半生都处在当代中国历史漩涡的中心:他的父母在朝鲜战场结的婚,他在当代中国军人最风光的年代当了兵,在文学氛围最浓厚的80年代写作,在文人下海经商成为风潮的90年代从商,又在移民热开启时移居加拿大。所以他对自己的个人经历的叙述,同时就成为了一种对历史的叙述,从主人公的不同阶段的人生,我们看到了对三个生态各异的时代历史的记忆和反思,《世纪病人》告诉我们,我们在不久前有过怎样的过去、怎样的梦想和怎样的创伤。

因此,我觉得《世纪病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小说文本:它复活了被时代之风吹成了碎片的历史情境,使断裂的历史有了连续性,重新获得了灵魂,能够激起我们的感情,可以供我们细细地思考;它以自己的不失忆,缓解了我们的历史失忆症,使我们站在过去的梦想和创伤面前,看到前辈们依然坚毅的身影。

孙郁:有一段时间,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生活很受青睐。但具体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80年代后,出国潮涌动,域外生活的真相也逐渐现出。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许多在欧美的华人,经验里都有些孤独的因素。不过外人不太深解,他们自述的文字也闪烁其词,鲜有触及于此的文字。比如张爱玲在美国的写作实践,可以说是失败的。但自己很少有文字记载。这讳莫如深的沉默,有难言的苦衷,说出来,总是尴尬的。

于是许多存在让我们费解,一面也多了神秘感。有意味的是,有一部分人出国前是故土的异类,久而久之,在域外却成了爱国者。还有的彻底杜绝了与故土的来往,遗弃了旧迹。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小说里揭示得有限。我注意到《世纪病人》这本小说,对此进行了感性的注解,许多片段牵连着民族身份认同的内容,背后的异质文化元素都一一陈列出来。它倒让我们去思考些什么。

民族认同,不仅在中国近代遇到问题,域外的许多民族,更是如此。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写作,牵涉了许多家国难题,已被许多人所深记。中国现代人的写作中,郁达夫关乎到这个话题,思乡里的拷问,我们至今还记得。但近年来情况越发复杂。离乡是在追梦,祖国意识纠结着苦楚。民族认同已经被复杂意识所绕。李晓桦《世纪病人》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写了海外华人另一主题。

上世纪80年代,李晓桦以诗闻世。后来从文坛消失,再后来去了加拿大,成了移民。两年前见到他的诗集,阅之颇为感动,似乎还留着80年代的余温,不像经历了大变故的人。我觉得他身上有一股纯真之气,这些都是那个时代可贵的遗存。有趣的是,他在近作《世纪病人》里敞开心扉,袒露着域外的经验,把失去根的心痛,出走的无路之苦,多维度地还原出来。

李晓桦提供的经验有着普遍里的独特性。作为一个诗人,他因拒绝故土的俗路而寻找新途。可是小说里的“我”无法融入西方世界,在苦苦地奔赴到加拿大之后,发现路没有了。既回不到过去,也抵达不了梦之岸边。而先前的梦,不过飘渺的云烟,西方世界与己身的一切,那么隔膜。《世纪病人》刻画的是离乡者的无乡之路。“所有的地方都是异乡”,“不是无所不在,而是哪儿也不在”。主人公突然在花花世界里发现了自我的消失,出走者发现自己不再属于一切,人被时间卡住,找不到进入世界的门。在这里,主人公经历了一次失重的体验,那些飘忽不定的痛感,比先验的概念重要。认识一个民族和国家,不能以单线条的逻辑为之。这是丧失民族身份之后最大的体悟。《世纪病人》发现了资本主义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歧路,而那些都不属于主人公自己。一个不想苟活于故土,又拒绝域外乐土的老兵和诗人,发现“自己是自己的局外人”的时候,便有了单一体的文化里所没有的生命自认和自省。这已经远远超出国内文人的话语疆域。

回家的钥匙丢了,是大的苦痛。小说写出时代里的一种病象,自诊自疗,而又无果无终。我们在别人的文本里,看不到这种极致里的茫然。他被悬隔起来,自己走向自己。小说看到了世界的病态,不回避的是出走者的病态。但又时时在拷问着这些病态。主人公以反抗和拒绝来克服自己,救赎自己。文字里的痛与思想的痛,刺激我们思考着民族认同的崎岖之路。

宋琳:李晓桦写《世纪病人》的过程,我也算一个见证者,这正好与80年代他写《蓝色高地》那个经历相呼应。他当时在上海写作,写的过程我是知道的。1986年夏天晓桦给我看了一些手稿片段,他描写一个腿残的美国人坐在拉萨河边,脱下假肢,鸟对那东西好奇,纷纷飞来。这个细节我印象很深。

《世纪病人》和《蓝色高地》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上下文关系: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精神自传。这两个作品作为姐妹篇,有一个共同点,即人物在不断地往前走,总是“在路上”。我在访谈录《域外写作的精神分析》中涉及诗人在域外的精神状态与写作的关系,域外生活的陌生经验、身份感、孤独感、记忆的作用等等,使得个人的写作成为某种精神分析的样本。我认为《世纪病人》也是这么一个可以提供给精神分析的文学样本。

讲到小说的主体建构,一般来讲主体要有分层,作者、叙述者和人物处于不同的层面。对晓桦来讲,或许他的叙述方式中间有这么一种分层,主人公未必就是第一人称那个“我”,他有时被第二人称“你”或别的东西所置换,作为一个精神现象,它有非常复杂的层次,它经常是交汇的,分裂的。我觉得《世纪病人》突破了小说的文体,随处都是爆破点,通过一句格言,一段独白,种种臆想,这些在文本中作为一种过渡非常自由,如格非所讲是一种强调性的东西,一种倾诉和宣叙,这使它与常规意义上的小说相去甚远。

我自己有国外生活的体验,我去法国时带着几本书,其中有里尔克的《马尔泰手记》、劳伦斯·斯特恩的《感伤的旅行》,两本书都是自传性小说。前者写在巴黎十年的生活与观察,后者是纯粹自传性的一次旅行经历,从英国坐船到法国后的平常见闻。《世纪病人》在风格上与之很类似,这一类的小说,从美国流亡巴黎的女作家斯坦因夫人也很擅长,海明威是她的学生,正是她说海明威是“迷惘的一代”——我觉得更直接的翻译应该是“迷失的一代”。在精神上我们这一代恰恰跟海明威那一代非常相似,《世纪病人》第一章写带孩子去温哥华的中学上学,一个人无聊地发现电线杆上寻狗的海报,于是LOST这个词一直在脑子里转悠,小说随后不断呼应着这个词,通篇都有它的回响。读这部小说我不断地感觉到一个英雄梦的丢失与自我招魂,晓桦的军人家世是这部精神自传的不可忽略的背景。

小说中的“我”在不同的境遇中一次次与自己相遇,他要从家族记忆、军队大院、大学、诗人与编辑的文学生活片段中辨认出一个真实的自己,虽然“那些在有意无意之间丢失的东西,是再也找不回来了”,但记忆是一种碎片修复,记忆的自动生长推动着小说的进展,使得小说成为逝者的挽歌。小说需要将自我客体化才能还原真实,在客观对应物的建构中,没有哪一个身份是唯一的,我们从叙述者的情绪中看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军人,然而要找一个词给这部小说一个主题性揭示时,我们会发现军人和自由构成了一个悖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而自由则包含不服从的权力。在《世纪病人》里面,这些悖论比比皆是。

从叙事学的角度讲,《世纪病人》可能存在一些缺憾,因为它的叙述基本不运用悬念,而是自由联想式的,整体叙事风格则偏重直陈。总的来说,晓桦通过对现实与记忆的一次考古挖掘般的书写,对时代的变迁,对个人命运的变迁,提供了一个自传性的证言。精神分裂是一个时代的症候,所以《世纪病人》这个文本也可视为整个时代和世纪的分裂症的一种象征。

乔良:一开始,我试图用读小说的方式去读这部“小说”,很快,我就发现我错了,因为要是用小说的方式去读它的话,你会发现自己马上陷入了悖论:这几乎不能算是一部小说。起码,你不能用小说的法则和范式去定义它。可它却仍然是一部小说。因为它有人物、对话、场景描写和内心独白等等,一切的小说元素。我决定不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而按照晓桦所理解的小说方式去理解这部小说,阅读就变得容易了。

我认为这部作品是晓桦的自传,倒不是说书中的情节有多少是他本人的真实经历,但却毫无疑问可以看作是晓桦个人的精神自传,一个精神蒙尘者的自传。晓桦曾经是这个社会精英阶层的一员,无法区分的是造化弄人还是性格使然,结果是在人生的前半程告一段落时,在历史列车大拐弯的关头他被甩下了车。尽管他努力自救,果断换轨,又挣扎着爬上了另一列车,并且后来在这列车上行驶得还不错,但这种“不错”却始终未能慰藉换车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一种迷茫,这种迷茫除了是由于情非所愿地与自己过去的人生,他自己最向往的人生的告别,同时又夹杂着跟随整个时代迁移的过程中,一边迁移一边堕落的矛盾心态。在无奈的矛盾中,晓桦一直希望能给自己重新定位。

我想这就是《世纪病人》要表达的主题:迷惘。更准确地说,是对这种迷惘状态的倾诉。这是时代发生转型时人们的典型心态和状态,整个社会处于迷惘的状态,差不多就是一种世纪病。而晓桦就是以他自己的经历加入到这支“世纪病人”的大军之中。迷惘是什么?是价值体系瓦解后的失落和怅然,是理想信念动摇后的质疑和寻觅。晓桦在他的小说中,非常准确地向我们描述和传递出了这种情绪,让你在阅读它时,不时回忆起相似的情绪曾经在自己的心灵中流过,或者说敲击过你的心灵。在我看来,晓桦这部小说在今天已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精神尺标,虽然它不能丈量整个时代,但它却可以丈量我们这些同代人。

责任编校 苗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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