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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朋友圈

【民间故事】 2017-12-02本文已影响

聂作平

蒋介石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评价孙中山的交友之道:“吾谓孙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多年,对孙中山的为人处世十分了解,故他的这种说法,庶几符合历史的真相。

要言之,作为一个旧时代终结者的孙中山,除了政治才干与政治眼光,在待人接物和交朋结友方面,也确有其过人之处。正是他身上展现出来的这种让人“畏威感德”的风采,使得大批时代精英愿意鞍前马后地追随他。

事实上,几乎所有杰出的政治人物,当他们在经营自己的朋友圈时,都表现出了巨大的人格魅力,像恒星那样,把作为行星的众多朋友紧紧地吸引在自己身边。反过来,透过一个政治人物的朋友圈,也能看出这个政治人物的性情与才华,品行和胸襟。

孙中山与张静江:雪中送炭的心腹之交

从本质上说,不论政治账还是军事账,最终都是经济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这个基础,其它都是空中楼阁。是故,孙中山在从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清活动中,离不开钱,小到革命党的日常运营,大到一次接一次的武装起义。为此,孙中山年复一年地在世界各地奔走,作演讲,搞募捐,为筹集革命资金煞费苦心。

孙中山的长兄孙德彰早年赴美国檀香山经商并致富,家有牧场6000英亩,牛羊数万只,山林无数,工人逾千。为了支持孙中山革命,孙德彰倾尽家财,竟至于家道中落。孙科回忆:“有一个时期,他(指孙德彰)的事业非常发达……国父每次去,都问他要钱,而且他每次都是整万的美金拿出来,因此到了辛亥革命前五六年间,他实在支持不住了,地产也被债主查封了。”孙中山则说,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出资资助革命者,不过亲友中少数人而已,其他人不愿也不敢资助。像广州起义所需军费,大头就是孙德彰赞助的。所以,孙中山的这位兄长,乃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最重要的金主。

为了广开革命财源,孙中山先后想过许多办法。比如他曾在香港、日本和美国发行革命公债。这种公债类似于股票,只不过投资的不是企业,而是革命党这个组织。如在香港发行的公债约定,凡现在购买10元公债的,革命成功后,偿还100元。但从落实情况看,革命公债的收益并不理想。

1904年,孙中山赴美,当时华人帮会组织致公堂在美国拥有15万会众,影响巨大,孙中山认为如果吸纳该组织,则每位会员只要交两美元会费,即可坐收30万巨款。于是,孙中山纡尊降贵,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被封为洪棍 ── 洪门成员,例分三等,元帅称为“洪棍”,军师称为“纸扇”,将官称为“草鞋”。

可事与愿违,尽管此后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在全美各地奔走演说,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常常只能在上一个城市募集到仅够前往下一个城市的旅费而已。

事实上,真正数额巨大,足以成大事的经济收入,对孙中山和革命党来说,是一些慷慨之士的个人捐款。如前文所说的孙中山的大哥孙德彰,以及另一位浙江富豪,他“自投身革命党以来,只尽义务而不问权利,三十余年如一日”,孙中山因而将其称为奇人,后来更誉为革命圣人。此人就是颇为特立独行的张静江。

张静江又名张人杰,浙江湖州南浔人。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南浔依靠蚕丝业和手工业、缫丝业,涌现出大批巨富豪绅。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南浔大批商人避居上海,因而得以与西人接触。当时,欧美对优质的湖州辑里丝需求甚旺,南浔商人因缘际会,成为炙手可热的国际丝商。人们按照财富规模的大小,把南浔富商分为“四象八牛七十二黄金狗”。第一级别的象,是指财产在100万两白银以上者。张静江的家族就属于四象之一,只不过,张家的财产远不止100万两,而是高达惊人的1200万两白银。这一数字,相当于19世纪末日本年财政收入的1/4。如果把南浔全镇富商的财产加在一起,其数字竟超过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

张静江的父亲去世后,他分得一笔巨额遗产。这位为人豪迈、出手大方的青年,年纪轻轻就身家巨万,美中不足的是身体羸弱,脚有残障。

1903年,张静江作为驻法公使孙宝琦的随员前往巴黎。在巴黎,张静江充当商务参赞的同时,充分发挥老张家善于经商的优势,开办了一家名为通运的公司,经营古董和丝绸,获利甚丰。

巴黎的生活对张静江影响巨大。在这里,他深受法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接受了巴枯宁、蒲鲁东等人的学说。昔日江南水乡知书达理的富家公子,一下子蜕变成激进甚至偏激的新思想者,冯自由认为张静江乃“我国人之言无政府主义者自兹始”。激进的言论和使馆公职人员的官方身份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不少留学生怀疑他是清政府的暗探,故意大谈革命以引人上钩。有两次,当他在稠人广坐中大谈革命与造反时,几乎遭到留学生们老拳相向。

孙中山与张静江的结识颇为别致有趣。1905年,在法国的一条轮船上,张静江发现有一个旅客长得很像传说中的“乱党”首领孙文,他向人打听证实之后,立即兴奋地前去拜访。他向孙中山表示:我对您闻名已久,我深信不革命就不能救中国。

张静江虽是富家公子和外交官员,但孙中山对面前这个满脸兴奋的青年却一无所知。孙本人此时早已闻名欧美,原来,广州起义失败后,孙流亡海外,于1896年10月来到伦敦,被清朝驻英公使龚照瑗秘密诱捕并计划押送回国。在清政府看来,这是捉拿钦犯,乃天经地义;但在英国人看来,清国官员在本国领土擅自抓人,乃严重违法。孙中山早年在香港的英国老师康德黎获知后,立即展开营救。在强大的社会舆论下,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向清使馆发出照会,要求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立即释放孙中山。在被囚禁12天后,孙中山重获自由。不久,孙用英文写成 《伦敦蒙难记》 一书,并在英国出版,披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赢得了大量欧美民众的同情和理解,一时名声大噪。这也是张静江为何在轮船上认出孙中山的一个原因。

因此,这次轮船上的邂逅,对张静江来说,颇为欣喜和激动。“粉丝”张静江表示:我在法国经商,收入不错,如果您需要经费,我可以随时资助您。经年累月为筹措经费而发愁的孙中山闻言,无异于喜从天降,两人约定了通电暗号:电文以ABCDE为序,A为1万元,B为两万元,C为3万元,以此类推。

这个海上偶然相识的富家子弟,他将真的践诺资助,还是口惠而实不至,孙中山心中并没有底。次年,孙来到东京,又一次为经费束手无策。此时,他想起了与张静江的约定,并把此事告诉黄兴,但黄兴不相信天底下有这样的人。两人抱着“有枣没枣打一竿”的态度给张静江发了封电报。孰料,就是这封不抱希望的电报发出后,竟有3万法郎巨款从法国汇到东京,革命党人为之欢呼雀跃。后来,孙中山在越南又先后两度向张静江发电报,一次为A,一次为E,张静江都如约把款项迅速汇来。

深受感动的孙中山命胡汉民写信向张静江表示感谢,并向他陈述起事经过。张静江回信道:“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

尽管多次给予孙中山和革命党巨额资助,但在很长时间里,张静江竟然没有加入同盟会。其原因,在于特立独行的张静江对同盟会盟书里的“当天发誓”字样不以为然。当冯自由和胡汉民邀请他入会时,他提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从来不信天,如果同意我不用“当天”二字,我才能加入。于是,在向孙中山请示后,张静江成为仅有的例外。

张静江加入同盟会后,为革命筹款的任务几乎天经地义地落到了他头上。但是,要推翻一个垂而不死的大帝国所进行的武装起义和地下斗争,所需的金钱是一个天文数字,即便是亿万富豪的张静江也渐渐难以为继。为此,他先是卖掉了经营良好的通运公司,后又卖掉了上海滩的五栋花园洋房。

在公司和洋房都卖掉以后,这个曾经的大富豪已囊中羞涩。为了帮孙中山筹款,他向其堂兄张石铭借钱。第一次,张石铭很爽快地借给了他。没过多久,他又第二次上门。堂兄觉得即便是办公司血本无归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花完了,加上听到社会上关于张静江暗中资助“乱党”的风言风语,张石铭予以峻拒。两兄弟越说越僵,张静江竟从怀中掏出手枪,威逼堂兄又一次借钱。此后,张静江通过各种手段,把包括他的哥哥、舅舅在内的诸多有钱的亲戚都吸收到同盟会中,成为革命党的筹款对象。1920年,在孙中山的授意下,张静江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其目的也是为当时的国民政府筹集经费。证券交易所赚得的钱财,大部分都送到了广州,交到孙中山手上。

孙中山曾感慨:“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后来为了报答张静江,孙中山拟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但张静江坚辞不就。到二次革命期间,当孙中山下野处于风雨飘摇之时,邀请张静江出任革命党财政部长,这一次,张静江欣然答应。拒绝锦上添花,专司雪中送炭,张静江品行之高洁,由此可窥一斑。

孙中山对张静江毁家纾难式的汗马功劳胸中有数,一直把张静江视作心腹密友,他曾告诉党内同志:“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

在南浔镇的张静江故居,有一幅孙中山手书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那是1923年,张静江因病回南浔休养时,孙中山特意介绍了一位德国名医前往南浔诊病,并托人带去这副对联以示慰问。

1925年春天,孙中山在北京沉疴不起。缠绵病榻时,每天都要前往探视的几个人中就有张静江。孙中山弥留之际,在两份事先由汪精卫准备好的遗嘱上签字时,按孙中山要求,第一个签字的就是张静江。但张静江只写了张人两个字,杰字却因为过于悲伤再也写不下去了。

1950年,74岁的张静江在纽约病逝,这时,距孙中山去世已经25年。

有人把张静江称为“现代吕不韦”,窃以为,这种貌似赞扬的评价其实远远低估了张静江。盖吕不韦之所以在子楚身上花大价钱,其原因是吕不韦认定子楚奇货可居,他只不过在做一桩大生意而已;而张静江对孙中山的资助,却是基于一种理想和信念,以及两人之间莫逆的同志之情。

孙中山与杨度:肝胆相照的“敌人”

“立德、立功、立言”是为三立,这大概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但这种理想比较抽象,因而在一些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那里,最高理想常常具体为做帝王之师。清季,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下,挑战与机遇同在,腐烂共新生齐飞,一心想要依凭才华跻身为帝王之师并“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

这中间,最典型的有两个,一是有南海圣人之称的康有为,不过,他的保皇会与革命党势同水火,康有为虽与孙中山同为广东老乡,老家相距不过百余里,但两人不在同一个朋友圈内。

另一个是杨度。湖南人杨度,字晳子,少孙中山9岁。年轻时,杨度师从晚清大学者王闿运,后来两度赴日留学,先后与黄兴和汪精卫成为同学。杨度早年曾参加过康梁的公车上书,在日本时与梁启超交往甚密。梁启超发表风靡一时的 《少年中国说》后,杨度和了一首长诗 《湖南少年歌》,诗中掷地有声地写道:“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此诗一出,传播甚广,一大批热血青年深受鼓舞,其中就有毛泽东。

孙中山与杨度的相识和订交即在日本,时为1905年。当时,杨度因刚领导了声援粤汉铁路事件的请愿,声名极响,俨然清国留学生领袖——这样也才能理解,为什么作为反清事业“带头大哥”的孙中山会主动去找他。

章士钊回忆,当时,孙中山携带一个小包袱从横滨赶到东京,“旨在合留学生,议起大事”。而留学生中,“以杨度为有名”。孙、杨初次见面,竟然攀谈了三天三夜,“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

不过,令孙中山颇感遗憾的是,尽管他向来以辩才无碍著称,却完全没能说服杨度。其实这也是意料中事:杨度一向主张君主立宪,主张保皇,这与孙中山的武装革命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杨度认为,孙中山用暴力推翻满清,如同一剂猛药,疲弱的中国难以承受,因而最好的办法是实行宪政。要言之,一个鼓动自下而上的革命,一个提倡自上而下的改良。

孙中山与杨度的初次相见,以两人各执一词而告终。分手时,杨度与孙中山约定: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不过,这次会面也并非一无所获,除了二人从此订交,成为道不同、志不合却肝胆相照的一种关系奇特的朋友外,杨度还为孙中山推荐了一个后来举足轻重的大人物——黄兴。孙、黄的结交,直接催生了后来的中国同盟会。

东京会晤后,孙中山与杨度这两列目标完全不同的火车,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前进。杨度回国时,清政府已意识到实行君主立宪乃对付革命党造反的有力武器,于是着手预备立宪。杨度先是出任湖南宪政公会会长,后又因袁世凯和张之洞的保荐,进京任宪政编查馆提调,相当于智囊和文胆。是故,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自杨度手笔。

经袁世凯安排,杨度曾为包括慈禧在内的王公大臣讲解宪政和法律。辛亥革命后,杨度先后出任统计局局长和学部大臣。当袁世凯犹豫是否称帝时,杨度是积极鼓吹者和推波助澜者之一,在为复辟帝制摇旗呐喊的筹安会里,杨度是所谓的“六君子”之首。当他听说袁世凯在秘密准备龙袍时,赶紧从巴黎给自己订制了一套首相服。

袁世凯倒台后,杨度沦为通缉要犯,直到两年后北洋政府发布特赦令。杨度与孙中山再次建立联系时,已是1922年,这时距孙中山去世只有两年了。那一年,陈炯明兵变,吴佩孚随时可能南征,孙中山两面受敌。窘境之中,孙中山派人找到杨度,希望杨度游说曹锟,让曹锟制止吴佩孚支持陈炯明。有人对杨度能否伸出援手表示怀疑,孙中山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这诺言,即指当年两人在东京时的约定。

接到孙中山秘信后,杨度立即付诸行动。一方面,他请求同窗好友夏寿田游说直系将领王承斌;一方面,他亲自到保定找曹锟。曹锟与杨度也算老熟人,杨度最落魄时,曹锟还慷慨地赠送过他一笔钱。于是,事情的发展果如孙中山期望的那样,原本有可能趁陈炯明之乱挥师南下的吴佩孚却按兵不动。

说项成功,让原本已礼佛作画,不问世事的杨度重又升腾起对政治的极大兴趣,他兴冲冲地跑到上海找到孙中山,要求加入国民党。这也意味着,当年在日本的那场争论,杨度以实际行动表示认输。孙中山喜不自禁,特意电告全党,宣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两年后,孙中山病逝,杨度撰挽联曰: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与孙中山这样纯粹的革命家相比,杨度的一生显得特别复杂,其身份与立场的转换,常常有出人意表之惑。以他晚年而论,一方面为孙中山斡旋,一方面又充当军阀张宗昌的军师;一方面在李大钊被捕后积极营救,甚至为此卖掉房子,一方又在闻人杜月笙那里充当高级清客,月支500大洋的高额报酬。最出人意料的是,1929年,当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残酷的白色恐怖时,杨度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此事于1978年7月,因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原局长王冶秋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而披露,文中说:“敬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 《辞海》 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通过孙中山和杨度的交往,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人物身上,还残留着古人遗风,那就是尽管志向、目标不同,但他们彼此尊重对方的选择。显然,孙中山和杨度两人的选择有着霄壤之别,这种区别甚至势同水火:一个是发誓要将皇帝拉下马的革命派,一个是致力于保皇的立宪派。按理,他们原本应该是敌人,但他们却成为了可以依赖的朋友。庶几我们也可以断言:做肝胆相照的朋友容易,做肝胆相照的“敌人”难乎其难。

孙中山与徐树铮:为革命而合纵连横

徐树铮系江苏萧县 (现属安徽)人,早年与段祺瑞订交,被时人称为“段祺瑞手中的小扇子”。段祺瑞本是一个独行专断的人,唯独对徐树铮言听计从。丁文江总结说:“段一生刚愎,有人说段是刚愎‘他用,这他,就是徐树铮。”袁世凯在世时,为保举徐树铮做国务院秘书长,段祺瑞不惜与对徐树铮印象不佳的袁世凯争得面红脖子粗。

孙中山提倡三民主义,徐树铮却热衷武力统一;孙中山主张召开国会,实行选举,徐树铮却组织了非法的安福国会;孙中山主张爱惜民力,罢兵生产,徐树铮却向日本举债练兵;孙中山是南方革命政府的首脑,徐树铮却是北洋军阀的要员。一言以蔽之,孙中山和徐树铮原本就是两条道上奔跑的火车,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怎么会成为朋友呢?

是时势的变化让徐树铮进入了孙中山的朋友圈。这得从1919年中外瞩目的一件大事说起,这件大事便是徐树铮收复外蒙。

1919年,徐树铮仅率所部8000人,入蒙仅22天,不费一枪一弹,就完成了外蒙重归版图的重任。(详见《同舟共进》2015年第4期 《盖棺难定徐树铮》 一文)当年11月底,徐树铮从外蒙凯旋抵京后,通电全国各地实力派,陈述他收复外蒙的经过。意外的是,这些收到通电的实力派,包括了原本与北洋军阀势同水火的孙中山。孙中山收到电报后,立即作出积极反应,他复电徐树铮,对徐大加赞赏,把他比作英雄“班超”。电文中写道:“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用,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向来与作为军阀的段祺瑞和徐树铮之流是汉贼不两立,因此孙中山的这通电文,甚至遭到了其部下的质疑。孙中山解释说:“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孙中山和徐树铮此前从未谋面,也没有任何书信文电往来,因此这两通电报,是他们交往的开始。孙中山对徐树铮的盛赞,固然有为其收复国土而欣慰的因素,但另一个更大的因素,则与此时的国内政局不无关系:在北方,直皖渐成水火,很快便爆发了直皖大战,并以段祺瑞的失败而告终;段祺瑞需要寻找新的同盟力量,徐树铮想到了广有影响的孙中山。在南方,孙中山受桂系排挤,郁郁不得志。孙中山的一大设想就是联合段祺瑞和张作霖以图崛起,因此一拍即合。历史人物是一个多面体,即使是革命家,也要审时度势,也要合纵联横,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剔除政治家的功利因素,公允地说,孙中山对徐树铮的才干也的确表露出了极大赏识。直皖大战以皖系失败告终,徐树铮不得不宣布下野,避居天津。1922年1月,徐树铮由天津千里迢迢奔赴广州,此时孙中山身在桂林。在蒋介石的陪同下,徐树铮前往桂林与孙中山相见,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见面时,两人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在徐树铮一方,他在给段祺瑞的电文里,真诚地表达了对孙中山的敬仰之意:“与中山及其副贰将佐长谈数日,推襟送抱,纵横天下,畅所欲言。因知其屡蹶屡起,自有一种不可磨灭之真力在。”《徐树铮年谱》 对此事有如下记载:“先生 (指徐树铮)这一次从桂林回来,对中山先生十分倾倒。尤其佩服中山先生谈到国际形势和国际地理时之如数家珍,常常向人述说。”在孙中山一方,孙对与徐树铮见面一事,曾告诉蒋介石:“徐君此来,慰我多年渴望。”甚至,孙中山不揣冒昧,请求徐树铮留下来做他的参谋长。但徐树铮乃段祺瑞的小扇子和灵魂,他只得婉辞:我在北方帮助孙先生,会比在孙先生身边帮助更大。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当时地位尚不高,在他陪同徐树铮前往桂林时,两人朝夕相处多日,眼力颇深的徐树铮回到上海后和友人聊天,下断言说:“将来真正帮助孙先生成功的,恐怕是一位蒋介石先生。”

孙中山去世后,举国哀悼,挽联无数,而公认写得最好的,却出自倾盖如故的徐树铮之手:

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

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选自《同舟共进》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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