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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徐志摩:两大诗人之间的“泪浪滔滔”

【民间故事】 2017-12-02本文已影响

方习文

郭沫若与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最著名的诗人,尤其是新诗初建前期,可以说是他们把中国的新诗带入了全新的时代。朱自清先生说,现代大诗人当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卞之琳先生是这样评价郭沫若与徐志摩第一本诗集的地位与影响的:《女神》 是在中国诗史上真正打开一个新局面的,稍后出版的 《志摩的诗》 接着巩固了新阵地。

1921年6月成立的创造社一问世,就以“狂飙突进”的风格闹出不小的动静,郭沫若自然是领军人物,也是代表性的人物。刚从欧洲游学归来的徐志摩,在文化圈子里是个卓然不群的“异类”,但是在文学上还没有什么影响力。抱着想在文艺界开拓一块新土的宏愿,他向新成立的创造社抛出了橄榄枝。他通过中学同学也是创造社成员郁达夫认识创造社。他的 《艺术与人生》 就发表在创造社刊物上。1923年3月21日致成仿吾的信中说:

贵社诸贤向往已久,在海外每厌新著浅陋,及见沫若诗,始惊华族潜灵,斐然竞露。今识君等,益喜同志有人,敢不竭驽薄相随,共辟新土。

数语之中,不仅表达了对于创造社尤其是郭沫若的仰慕,同时带点“示好”的意味要和创造社并肩作战,大展宏图。然而时隔两个月,单纯率真的徐志摩因为议论郭沫若的一首旧作惹下祸端,引发文坛一场口水战,导致了郭沫若、创造社与徐志摩的反目,最终因志趣的不同、思想的分野而分道扬镳。

郭沫若有一首诗叫《重过旧居》,作于1921年10月5日,全诗如下:

别离了三阅月的旧居,依然寂立在博多湾上,心中怦怦地走向门前,门外休息着两三梓匠/这是我许多思索的摇篮,这是我许多诗歌的产床。我忘不了那净朗的楼头,我忘不了那楼头的眺望/我忘不了博多湾里的明波,我忘不了志贺岛上的夕阳。我忘不了十里松原的幽闲,我忘不了网屋汀上的渔网/我和你别离了百日有奇,又来在你的门前来往;我禁不住我的泪浪滔滔,我禁不住我的情涛激涨/我禁不住走进了你的门中,我禁不住走上了你的楼上。哦那儿贴过我生日的诗歌,那儿我挂过的Beethoven的肖像/那儿我放过的《牧羊少女》,那儿我放过金字塔片两张。那儿我放过白华,那儿我放过我和寿昌/那儿放过我的书案,那儿铺过我的寝床。那儿堆过我的书籍,那儿藏过我的衣箱/如今呢,只剩下四壁空空,只剩有往日的魂痕飘漾。唉,我禁不住泪浪的滔滔,我禁不住情涛的激涨。

诗写出后,先抄寄田汉,后来在 《海外归鸿》里重新写出,发表在1922年5月1日出版的 《创造季刊》 第一卷第一期上。

徐志摩读过之后,颇不以为然,写了一篇 《坏诗,假诗,形似诗》 的文章。文中他对郭诗进行了不指名的批评,主要意思是:我记得有一首新诗,题目好像是重访他数月前的故居,那位诗人摩按他从前的卧榻书桌,看看窗外的云光水色不觉大大地动了伤感,他就禁不住……“泪浪滔滔”。固然作诗的人,少不了感情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但每次流泪至少总得有个相当的缘由。踹死一只蚂蚁,也不失为一个伤心的理由。现在我们这位诗人回到他三个月前的故居,这三个月也不曾经过重大的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余,也不至于像海浪一样地滔滔而来!徐志摩接着还断然说:我们固然不能断定他当时究竟出了眼泪没有,但我们敢说他即使流泪至于成浪而且滔滔——除非他的泪腺的组织是特异的。总之,形容失实便是一种作伪。

文章发表后,郭沫若大为恼火,但他自己没有出马,而是写信给了成仿吾。这位创造社的“黑旋风”立即在 《创造周报》上撰文写了一封绝交信,并将徐志摩原来“示好”的材料发表在创造社刊物上,对徐志摩的“卑劣行径”予以痛斥:

你一方面虚与我们周旋,暗暗里却向我们射冷箭,志摩兄,我不想人之虚伪,以至于此。我由你的文章,知道你的用意,全在攻击沫若和那句诗,全在污辱沫若的价格……,别来一无长进,只是越穷越硬,差堪告慰。(载1923年6月3日《创造周报》第4号)

成仿吾的反击显然不是心平气和的批评,不是从诗的文艺的角度去批评的,而是首先指出你徐志摩才是“虚伪”之人,你徐志摩的用意就是在攻击郭沫若的诗和郭沫若的人格,而关键的还在后面那句话“越穷越硬”。成仿吾知道徐志摩出身于富商之家,有的是钱来挥霍和潇洒;而郭沫若之所以“泪浪滔滔”,乃至创造社的人也都常含悲苦,就因为一个“穷”字,徐志摩把成仿吾等人因“穷”而生的骨气激发起来了。因而,这已不是诗争,而是斗气了。

天真率直的徐志摩没有想到事情的结果会变得如此严重,赶紧写文章为自己辩护,于当年5月10日在 《晨报副刊》 上发表 《天下本无事》 一文以作解释并道歉。徐志摩认为,文艺批评应当向比较优秀的有声望的作品去找,而不是在一般的报纸杂志去随意乱引,而现代的新诗毫无疑问“首推郭沫若”,因而才引用了那句“泪浪滔滔”。就诗论诗,这句“泪浪滔滔”作为郭沫若初期的尝试作品是“不足为法”的。至于对郭沫若本人,徐志摩说:我只当沫若和旁人一样,是人,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泪浪滔滔”这类句法不是可作榜样的,并不妨害我承认沫若在新文学里是最有建树的一个人。徐志摩这封回应的信很长,在末尾他表达了他的希望,就是“劝各方面平心静气地消仇解隙”。徐志摩的态度是很诚恳的,虽然还是认为“泪浪滔滔”不足为法,但对郭沫若本人在新文学里的建树也还是很推崇的。

按说争争吵吵就过去了,但是还是引起了文坛关注。梁实秋就介入了这场论辩。他在同年8月6日《创造周报》 第1期第13号发表了致成仿吾的一封信,在肯定成仿吾被人讥为“黑森林里跳出来的李逵”是好事的同时,也认为成太气盛了,给徐的信也有不够妥当、不大合逻辑的地方。梁实秋折衷地说:(一) 你把“攻击沫若的诗”作为“污辱沫若的人格”,并且很确断地说这是“完全……”其实攻击诗句倒不一定是污辱人格,不可一概而论的。不过志摩所谓“作伪”,倒不可不问个明白。到底是诗伪还是人伪?你还没把这一句问明白,便下总攻击令,似嫌过于操切。(二) 即使志摩说沫若是假人,“你不该说你既攻击我们是假人……”他所攻击的只是沫若,沫若的朋友全可以出来说几句公正话,但沫若的朋友不可以自己跳进被攻击的方面里去,除非他们确实也是攻击了。

他对徐志摩非难郭诗“泪浪滔滔”则深感失望,认为徐的批评乃是“呆评”,“诗而可以这样的呆评,则古往今来的诗可存的恐怕没有多少了”。他还认为徐志摩复成仿吾的那封 《天下本无事》 在解释为什么批评“泪浪滔滔”时,其态度倒是近于“作伪”了。梁对论辩的双方都做了评论,有肯定有批评,各打了五十大板,还算中肯。

那么徐志摩的批评究竟有没有道理呢?他敢于坚持人无完人的立场,勇于表达己见其实是可嘉的,一个诗人并不是每一首诗都是经典,但并不妨碍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这样的见识也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他偏偏要与“泪浪滔滔”过不去,将其作为“坏诗”“假诗”的范例这就有点主观臆断,有点简单粗暴。这就有点像挑剔美女,将一颗天生的胎痣说成是美容的赘笔,因为这首诗歌恰恰是郭沫若真实生活与真实情感的流露。

那一年,郭沫若士别三月回到日本看望夫人与孩子,想不到那个曾经留下美好记忆、那个让他文思泉涌的“旧居”已经人去楼空。夫人已经离开原寓所,租住在一间破败的屋子里,孩子灰头灰脸在院落中玩耍,下班回家的安娜也是憔悴而狼狈。触景生情,巨大的心理落差令他悲从中来,泪如泉涌。就当时的生活状况来说,郭沫若是很困窘的。郭沫若于1916年12月与日本少女安娜同居,到1920年时,已经有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人全靠郭沫若有限的助学金过活,经常买五分钱烧红薯当全家的中饭,只有逢到临时有了稿费收入或者刚刚领回助学金,才偶尔从箱崎车站买回一种叫“驿便当”的饭盒作为一顿佳肴盛餐。这种困苦家累的生活使得郭沫若不禁时常为之流泪。而另一方面则来自精神上受压抑的痛苦。他致信在国内的宗白华说: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觉得真背时,真倒霉。因此,在郭沫若的早期诗作中,时时见“泪”,且常常“滔滔”。《女神》、《星空》、《集外》 (一)以及 《前茅》 中的部分,这些创作于1918年到1923年的诗,可以举出若干的例子。

《湘累》 中的“泪珠儿要流尽了”,《棠棣之花》中的“汪汪泪湖水”,《凤凰涅槃》 中的“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流不尽的眼泪”,《星空》中的“我也禁不住滔滔流泪”,《暗夜》 中的“眼泪抱在我眼里”,《创造者》 中的“他泣成山洪”,《黄河与扬子江对话》 中的“又流起眼泪,降下滂沱大雨,来哭醒他们”,《哀时古调》 中的“赢得衫泪满襟”等,都是带“泪”的诗。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的作品中离不开“泪”,根本原因,一是来自生活的悲苦,二是来自弱国子民在日本所遭受的歧视。这两点都是出身于富家、留学于美英的徐志摩所不曾受到过的。

但从诗艺而言,“泪浪滔滔”当然带点文笔夸大的修辞,“滔滔”也同诗人的个性气质及其艺术风格有关,它与诗人敏感、率直、浓郁的情感是匹配的。郭沫若崇尚个性、自我、狂飙,多夸张、想象、情感激越等特征,非徐志摩诗艺追求为一道。

徐志摩的生活、气质与诗艺追求则是另外一种形态。徐志摩1918年赴美留学,原想做中国的“汉密尔顿”(美国政治家),1920年突然改志而赴英,欲从罗素学哲学,不久即转向文学,是在康桥开启了他诗的灵性。他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

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虽则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时期)我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

他所说的人生痛苦就是欲与张幼仪离婚,而真愉快,则是他对林徽因的热恋。此外,他的生活就是常常单独去寻味“康桥的灵性”,或与英国上流社会的名流相交接,如罗素、狄更生、魏雷、威尔斯等。康桥已成为他生命的泉源。这样的生活是远不同于郭沫若在日本的生活的。因此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诗常常是“笑语殷殷”(《夏日田间即景》1922年4月),是赞“春”(《春呀,你在我怀抱里》1922年春),颂“夜”(《夜,无所不包的夜,我颂美你》1922年7月),即使有“泪”,也只是“冷热交感的情泪”(《小诗》1922年7月),或“凉露似的清泪”(《希望的埋葬》1923年1月),这样的“泪当然不会是”“滔滔”的,而只会是“溶溶”的 (“我泪溶溶”《无儿》1922年8月),脸上留下的也只是一斑“临别的泪痕”(《康桥再会罢》1922年)。没有经过生活重大的变迁,他又怎么会体验得出郭沫若的“泪浪滔滔”呢?

但徐志摩后来还是体验到了一种大悲痛,以致使他“热泪暴雨似的盆涌”。就在他批评郭沫若“泪浪滔滔”的半年之后,他的祖母去世,他遭逢到亲人的大故,“不能自禁中怀的摧痛,热泪暴雨似的盆涌”起来。不仅他自己热泪如雨,就连他父亲哭妈,他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父亲“最热烈的伤感,在他伟大的心胸里浪涛似的起伏”。徐志摩把“热泪”比喻成“暴雨”,那么郭沫若为什么就不能把眼泪比喻成“滔滔”海浪呢?

徐志摩的祖母去世,对他固然是人生的大悲痛,那么郭沫若看到妻儿被逐出旧居又何尝不是大悲痛呢?徐志摩的生活更多的是爱情的浪漫生活,在英国热恋林徽因,回国后继恋陆小曼;在经济上又有富商父亲做他的后援,没有生活“重大的变迁”,他是永远也不会体验理解郭沫若的“泪浪滔滔”的。

无论如何,徐志摩祸从口出,可谓“一泪激起千层浪”。看似是一场文笔之争,其实显示了身份与诗艺追求上与创造社的严重分野。虽然事后徐志摩与郭沫若还偶有交往。据说胡适曾在上海和郭沫若聚会,胡适因为说很喜欢 《女神》,让郭沫若受宠若惊。1926年,徐志摩主编 《晨报副刊》,在开列的作者名单中赫然而有郭沫若,然而郭沫若没有应约。那时的郭沫若已经抛弃“泛神论”,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倡导“血与泪”的“革命文学”,掀起了一场“普罗文学”运动。徐志摩则仍坚守他的英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欧美自由主义人士混在一起,积极从事新月派诗歌创作。他们醉心于“诗歌如何戴着脚镣跳舞”,抒写着人性与性灵,不仅两个新诗坛上的明星分道扬镳,两大文人集团也从此分野而立。

(选自《博览群书》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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